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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在校时的劳动  

2013-02-03 23:25:25|  分类: 纪念文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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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文/刘渝嘉

    朱美英同学的回忆文章《半个世纪的见证》提及她从箱底翻出一本当年大同中学的《学生手册》,令我称奇的是上面竟还有我留下的“墨宝”(当然是调侃话,是从朱美英同学文章的描述中理解的)。

 大同中学是一所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校。除了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外,每周还有半天的劳动——勤工俭学。地点就在扬州酱菜加工场。扬州酱菜加工场位于斜土路、制造局路附近,从学校到加工场步行约需20分钟。每次劳动,我们都会佩上胸卡(胸卡是一块黄色布质,印有“大同中学勤工俭学证”的字样)列队前往。劳动的内容基本是削、切大头菜,敲豆饼或其它杂活。正如朱美英同学所描述的那样,场内满是一口口的大缸,空气中弥漫着的是酱菜的味道。劳动中有同学不小心削破了手指,敲豆饼磨出了水泡,劳动使我们初尝了“辛苦”的含意。

 中学期间还参加过多次下乡和下厂劳动,或是称为学农和学工。记忆最深刻的是“文革”初期去崇明农场某连那一次。可能是在连队食堂吃到了不洁食物,抵达后的第二天我即患上菌痢,病势汹猛,高烧达41度,人已昏昏沉沉。连队忙用牛车送我进场部医院,一看不行,又用救护车转送崇明中心医院,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几天。期间我记得高秀圆老师专程到医院护理了我好几天,为我擦身,扶我上厕所,收拾弄脏的衣裤(想起这些细节,我至今心存感激,毕竟高老师那时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姑娘家)。待我大病初愈回家时,人整整瘦了一圈。事后才知在我之后,又有几位同学相继生病住院,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安全,这次崇明农场的劳动也就提早结束了。

 李英正同学提及的赴金山下乡劳动,在我的记忆中不止一次。其中有一次因为我在崇明农场的那场大病,老师开始时不同意我参加。事隔一周还是半月我记不太清了,经再三要求,我才跟随学校运送物资的卡车去的。同学短别重逢,分外亲热。当时下乡条件真的很艰苦,睡的是稻草地铺,吃得是同学(炊事班)自己煮的饭菜,干的是体力活,对还是初中学生的我们真是严峻的考验。好在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,加上大同学生固有的素质,困难被大家一一克服,对艰苦的生活大家都毫无怨言。只是集体生活中不时会闹出一些笑话,如某同学被农家的大黄狗撵得满村乱逃;某同学在过独木桥时吓得趴在桥中央不敢动弹,回校后成为大家谈论的笑料。

 下厂劳动印象最深的是瞿溪路上一家印染厂。我与几位同学被分配至一个修旧利废小组,指导师傅是一位马姓工人,他把厂里几近报废的阀门,通过拆拆拼拼,重新利用,为厂里节省了不少资金,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。“文革”中难逃厄运,被戴上“沽名钓誉”的帽子监督劳动。弄得我们十分为难,明明是位好人,却接近也不是,不接近也不是。还有一次到上港五区的码头去卸冻猪肉,干的是整夜班。那是一条波兰船,船员们很惊诧,卸货怎么来了一帮学生娃?他或许不明白,当时的码头工人都去闹“革命”了,无人卸货,只好拉上我们这班学生代替。此事若放在今天,岂不上了世界新闻的头条。

 至于当时我还有班级劳动委员的“头衔”,真的是不记得了。但这并不重要,朱美英、李英正这对同学加夫妇的回忆,钩起了我在校时参加下乡下厂劳动的一些回忆,这才是最让我欣喜的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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